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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10月公司股价再度被低估，不过截至11月23日的19.77元，公司的第二波估值修复也已经完成。考虑到目前公司的机构持股情况，我们不能排除有前期低位入场的机构借11月股价走高出局的可能。WIND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9月30日，中兴通讯的机构股东并不多。

由之前的“挂牌督办”，到这次直接赴云南督办，处理孙小果案的“火力”再次升级，体现了国家“扫黑”的雷霆万钧之力，也是对之前民间强烈呼声的积极回应，彰显司法为民、除恶为民的宗旨。孙小果一案虽然谈不上大案，但是离奇的“死里逃生”、“狱中发明”的情节，以及其“衙内”的敏感身份，严重挑战了法律公正的底线，案件盘桓20多年，形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俨然成了公众的“一块心病”，甚至也让孙小果和他的同伙们有了自己能僭越法律的错觉。

二、金融去杠杆背景下，国有金融机构资本不足的问题凸显，应当以财政资金向国有金融机构注资，并改善公司治理水平金融是实体经济的镜像反映，实体经济的负债对应着金融机构的资产。因此，金融乱象实际反映的是实体经济和整个体制机制的问题，金融机构的杠杆是被动加起来的，是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规模扩张、杠杆率攀升的结果。近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的指导意见》写得非常好，关键在落实。文件明确，财政部门集中统一履行国有金融资本出资人职责。我们认为，履行好出资人职责关键是做好两项工作。一是要充实国有金融机构的资本金。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角度而言的国有资本，是经济学中的“资本”概念，而非会计上的“资产”概念，国有企业只有减去负债后的“净资产”所有权才属国家所有，才是真正的“财富”。从金融业的角度看，现有国有金融企业的国有资本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真实的，有的是自己为自己注资，有的注资早已消耗殆尽。之前的历次注资，财政并没有真正掏钱，“特别国债”实际是在央行的帮助下财政发债银行买、银行自己为自己注资，没有真正增强银行吸收损失的能力。一些金融机构股份制改革过程中设立的共管账户，也属于类似的性质。当前经济存在下行压力，金融去杠杆导致金融机构资产从表外回归表内，资本短缺的问题显得尤为突出，财政做实国有金融机构资本更加重要。为了增强防范和应对金融风险的能力，必须以财政资金真实地向国有金融机构注入资本。二是通过银行董事会结构多元化，提高董事会专业性，提升国有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水平。如果光是派人、给国有金融机构当“婆婆”，不能改善公司治理，我估计将来中央可能需要出另一个文件，授权人民银行或其他部门来履行出资人职责。

新浪财经：牛电科技没有选择代工模式，而是选择自建工厂。这种在前期高投入、高成本的方式在上市后多久能够转亏为盈？李彦：我们还是非常看重产品质量。在最初浏览了几家外包公司之后，我们没有足够信心认为他们能够百分之百的保证产品质量，所以我们之后选择自己做组装厂。当看到财报之后，你会发现做组装厂所需要的投入实际上是不高的，对我们自己反而没有那么大的运营压力。

小米开拓印度市场成果显著。2017年，小米手机在印度智能手机市场出货份额居前。根据IDC统计数据，2018年一季度，小米在中国境内市场份额为15.1%，排名第四；在印度市场份额达到30.3%，排名第一；全球综合市场份额为8.4%，仅次于三星、苹果、华为，排名第四。

三、整顿地方政府性债务不能一推了之，应着力避免财政风险金融化，对于地方政府性债务监管也要考虑地区性差异，不搞一刀切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以及稳健中性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2017年我国宏观杠杆率上升速度明显放缓。但必须看到的是，高杠杆仍是当前风险的集中体现。单纯从数字看，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杠杆较高，政府部门杠杆率不高，但实际上大量非金融企业的债务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国有企业的债务。从这个意义上讲，地方政府的加杠杆行为是高杠杆风险的源头所在。据IMF测算，2016年如果考虑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中国广义口径政府部门杠杆率为62.2%，已经超过欧盟警戒线标准。背后的原因很清楚，主要是我国的地方性政府债务信息并不完全透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背后往往隐含着政府信用担保和兜底预期，处于一种政府与非政府之间的模糊地带，属于准政府债务。